“怎么少了三分之一？”6月18日下午，看着刚打入卡中的5月份工资，山西焦煤吕梁某分公司员工刘浩(化名)颇为不解，在单位里一打听，同事工资也大多打折，少则几百元，多则千余元。

　　刘浩公司的情况绝非孤例，而是山西乃至全国煤炭行业的写照。而其背后，更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显著失速。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寒意持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三大指标增速总体均呈下降态势。

　　发电量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回落到个位数，相比去年同期两位数的增长，明显坠入低谷，尤其是占发电量八成以上的火电，今年4、5两月甚至分别出现了0.4%和1.5%的同比负增长。

　　以发电为主要用途的煤炭，出现库存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作为国内煤炭市场风向标的秦皇岛煤炭库存量已达940多万吨，全国重点电厂存煤9313万吨，同比增长了48.3%，可用28天，两项指标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煤炭价格也自5月起再度下跌，至 6 月中旬出现加速下跌态势。环渤海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5500大卡)由4月25日的787元/吨，持续下跌至6月13日752元/吨。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现货交易数据显示：5月平均成交价格为757.2元/吨，比4月下降5.66%。

　　一名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表示，为了应对惨淡的销售形势，山西多家大型煤炭国企已停止发放奖金等绩效工资，更有甚者开始打折发放工资。

　　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多家煤企喊出了“量价齐保”、“保增长、保市场”的口号，并各出奇招，应对这波十余年未见的“寒潮”。

　　从“电求煤”到“煤求电”

　　苏经是山西某大型煤炭国企华中片区的业务经理，过去十年，甚至更长，苏经在集团总部就可以办公。同客户吃饭，他总是最后一个才到，席间从不主动举杯。

　　“以往请客埋单的总是下游用户，他们求着买煤，多少都行，质量差点也不敢吭气。”苏经告诉记者。

　　但从2012年初开始，他失去了这样的优越感。这一改变来得太快，他自己都极不习惯。

　　“现在我们甚至要排队请下游用户吃饭，希望他们能多买我们一些煤，或者按照年初计划，提高执行率。”

　　从今年3月份起，苏经开始常驻华中一家电厂。这段时间他总是饭局的发起者，在酒桌上频频举杯拼命喝酒。

　　与谈判桌不同，酒桌上的规矩是，谁先提议干杯，谁便失去了主动权，这也意味着业务员和他的公司失去了谈判优势。

　　但即使是拉下脸来陪客户吃饭，工作还是不好开展，因为排队等着请电厂吃饭的煤企和经销商很多。“这些情况领导也了解，我们常驻客户厂里，眼睁睁看着存煤不降反升，能答应收点煤都是靠以前的一点面子。”

　　像苏经这样奔波在外的山西国企业务经理，不在少数。

　　“大部分销售经理都在外地跑业务，个别在太原的也只是短暂停留。”6月19日，山西焦煤销售公司一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据其介绍，以往公司的合作意向订单都是一月一签，订单快到期时，用户会主动上门续约。但现在订单是一天一签，且随时有爽约的可能。

　　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即使双方在年初签订了购销合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合同不能按计划执行，煤企也没有办法。

　　惨淡的煤炭行情，也让过惯苦日子的电厂，迎来难得的风光。截至目前，全国重点电厂电煤库存平均可用28天，而电厂的正常存煤一般为7~14天的可用量。

　　据山西一名业内人士介绍，山西电厂的电煤库存有的已经达到30天以上，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

　　但对于一直亏损的电厂来说，积压数量众多的电煤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电煤采购。据山西焦煤一名长期和电厂来往的员工透露，从3月开始，电厂开始挑剔煤炭的热值、灰分、含硫量，不达要求的坚决不要；后来又开始严格控制运输损耗；最后嫌价格太高，几次降价后，电厂干脆告诉他，不收了。

　　“也不是我们不收，场子里存煤还很多，用量又少，如果一味地进煤，对于我们亏损企业来说，会压住很多资金。”山西某电厂燃料科负责人说，这是众多煤炭下游用户的普遍心态。

　　煤矿减少工时

　　一方面要尽可能削减开支，一方面却是丝毫不减的任务。作为经济下滑终端体现之一的煤炭行情，如果没有新一轮政策刺激，仅靠市场正常运行，回暖所需时间太久，因此煤企只能靠自己来应对这场危机。

　　然而，他们所能做的并不多。

　　在山西焦煤集团销售总公司政工部部长毛晓阜的记忆中，煤炭行情上一次如此惨淡，还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时。对于此次低谷，毛晓阜并不乐观。此前业内估计9月行情将有所好转，但毛晓阜认为“会持续到明年，甚至更久，企业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毛晓阜所说的“持久战”态势，已在山西煤炭行业内显现。

　　6月19日上午，太原某煤矿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煤矿库存已达到10万吨上限，再卖不出去，挖出来的煤都无处可放，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品质。无奈之下，该煤矿将每周单休改成了双休，变相减少矿工的下井次数。

　　本报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吕梁某国有煤矿也已经开始实行类似政策，但为了安抚职工情绪，该煤矿将其中一天的休息时间，改为学习安全生产。

　　在毛晓阜看来，这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无奈之举。据其介绍，该集团已经尽可能地减少开支。比如以往用集团总部会议室开会，每次都得上万元的租赁费用，现在除非大型的会议，一般都在自己楼内召开。据毛晓阜估算，单就会议一项每年就能节省近20万元。

　　除此以外，更多的煤企选择了减少发放福利奖金等来削减开支。上述煤企员工刘浩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公司领导说未来几个月的工资发放只少不多，甚至可能会更低。

　　让利保市场

　　面对市场地位的转换，煤企似乎多了些悲凉色彩。

　　本报记者在山西省国资委6月的一份内部文件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去南京，你们抓紧去山东、东北、华北等地，要彻底转变观念，恪守诚信，胸怀大局，做好新一轮的量价互保工作……”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在煤价和煤炭销售数量明显下滑的时候，更重要的营销工作可能就是保市场。山西焦煤集团在一份关于“多措并举应对危机”的文件中就提到，“山西焦煤煤炭销售总公司建立驻区入户制度和领导干部包区联户制度，要求区域市场公司营销员全部驻进用户区厂。根据业务专长安排分管市场公司的6位副总驻区域市场公司包区联户，检查营销员日常工作。”焦煤营销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利不让市场”。
月工业增速从4月的9.3%回升至9.6%，因此有些观点认为经济将“二季度触底，三季度反弹”。三季度真的是中国经济本轮下行趋势的“大底”吗？恐怕未必。笔者认为，明年底前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内部因素决定经济下行趋势

　　笔者在2005年7月说过，中国经济下行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原因是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出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断下行趋势，甚至爆发危机，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这个判断现在看是没有错的。因为经济下行趋势实际是始于2007年下半年，当时虽然爆发了美国次债危机，但这场大危机对世界乃至中国经济影响直到2008年下半年才体现出来，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峰值出现在2007年二季度，当季的GDP增长率是14.9%，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超过12%的季度增长率。2008年四季度由于外部危机的影响，还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低于7%的增长率。2009年由于出台了“四万亿投资”和“十万亿贷款”的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在当年和次年获得了暂时增长动力，2009、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又回到9%以上。但是，由于去年以来没有新的刺激措施出台，而旧的措施对增长的刺激能力已经消失，所以经济增长又掉头向下，到今年一季度折年率已低于7.5%。

　　由此可见，如果从2007年开始算，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5年下行。2009-2010年的增长率回升，并不是内生性动力推动的，而是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政策推动，所以一旦来自政府的推动力放松，由内部因素决定的增长下行趋势就又会复归。

　　什么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大趋势的内部因素？那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严重不足，形成了典型的生产过剩。这种过剩在新全球化急剧推进时代，巨大的外需可以全部吸纳过剩产能，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导致外需显著萎缩，过剩就成为压抑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5月份的工业生产数据看，几种重要工业品的日均产量与去年高峰相比，或者是显著下降，或者几乎停止了增长。比如，与去年6-11月出现的产量高峰相比，汽车产量下降3%，其中轿车是负增长10%；乙烯负增长7%；原油是负增长2.4%；十种有色金属负增长6%；发电量负增长8%；只有水泥和钢材是正增长，前者0.3%，后者0.4%。这些数据都说明，经济增长的停滞与倒退已经十分严重了，而且目前并不是底，而是会继续衰退。

　　刺激政策有效程度下降

　　那么近期出台的政府刺激政策是否还会像上次那样有效？我看不会，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目前的过剩矛盾更加严重，制约着出台更多的投资刺激措施。在2009年出台“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时，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投资虽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而是迟早要变成供给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资对总量平衡的最终影响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这不是在说理论，而是严峻的现实。比如今年前5个月投资同比增长率为20.2%，但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高达26.3%，说明2009年增加的投资到现在又进入一个产能释放高峰。这就是为什么钢铁行业在今年以来，会出现罕见的全行业大幅度亏损，也是湛江钢铁项目获批会引来那么多社会指责的原因。但是不批钢铁这样的大项目，又到哪去找数百乃至上千亿元的投资项目？那些环保和新兴产业的项目，成百上千个也不如上一个湛江钢铁项目所需要的投资多。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要实现“保8”，考虑到出口与消费需求的减少，今年的“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就必须从去年的63万亿元至少增加到76万亿元，但是按目前的情况只能有73万亿元。须知去年就是增加了13万亿元投资，还是在出口和消费都比今年形势好的情况才勉强“保9”，所以今年需要增加的投资需求是以数万亿元计的，少了根本不顶事，但是当前过剩又已经很严重，投资就是想加也加不上去，这就是目前经济运行的大矛盾。

　　第二，目前的国际环境不一样。2009年不仅有中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全球政府和央行也在实施大规模救市计划。若不是随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使中国外需显著恢复，仅靠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不可能出现2009-2010年的回升势头。

　　然而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欧债危机使欧洲各国在衰退的泥沼中非但拔不出脚，反而越陷越深，并且即使欧债危机迫使欧洲各国最终走上了政治整合的道路，也必然是德国式的“平衡财政模式”。这就意味着欧洲今后会在宏观需求紧缩中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意味着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可能还会下降，至少是增长停滞。2007年以来，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地，但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对欧出口急剧萎缩，是引起中国出口严重下滑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问题都被藏到了桌子下面，使我们不能直观感觉到美国问题的严重性。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次债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去年8月突然爆发的股灾就是一个例证，去年10月突然发生的美国历史上第五大金融倒闭案——“曼氏”金融公司倒台又是一个例证，今年发生的摩根大通衍生品巨亏是第三个例证，这说明美国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据美国货币监理署的报告，到去年底包括摩根大通、高盛、花旗、富国、美银等在内的美国五大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品仍高达226万亿美元之巨。然而，摩根大通持有的70万亿美元衍生品却只对应着1360亿美元风险资本；高盛更甚，持有4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却只有190亿美元的对应资本。两家金融机构衍生品的杠杆比率，前者高达516倍，后者高达2295倍！这两家金融机构在衍生品交易中只要亏掉0.04-0.2%就会亏光本金，这就是为什么坐拥1.8万亿美元总资产的摩根大通，却会被20亿美元的亏损而撼动。

　　所以，美国经济与金融至今仍坐在火药桶上，不知何时会爆炸。而在金融有毒资产这个火药桶被彻底搬开之前，美国经济随时会显露出新危机。次债危机爆发在7月，去年美国股灾也是爆发在7月下旬，所以今年7月又是一个观察点，看美国经济到底会出怎样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美国真正解决好巨额有毒金融资产出路之前，美国的需求不可能恢复正常。

　　次债危机已经爆发了5年，我看未来5年发达经济体走不出这场危机是大概率事件，这就决定中国经济要保持住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只能靠自己打开内需，而不能寄托于外需。

　　第三，有人认为经济减速后，只要政府肯放松银根多给企业贷款，并配合“结构减税”政策，即对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就可以恢复增长动力。我看不见得。因为放松银根与减税都是作用于刺激供给方面，而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供给少了，而是需求严重不足，没有需求，什么都过剩，企业投什么亏什么，哪有企业愿意贷款。自今年初以来，政府就在逐步放松银根，但贷款增长却未见显著增加，就是因为主要用于投资的中长期贷款需求严重萎缩。

　　新千年以来，中长期贷款比重逐步上升到70%以上，有时甚至高达80%，今年以来却骤然猛跌到30%以下，是导致贷款增长有限的根本原因。从5月货币增长率看，虽然M2又回到了13%以上的水平，但是反映交易需求的M1增长率仍在4%以下，这说明在最终需求没有增长的背景下，放松银根的结果只能是使交易货币向定期存款转变，而不可能发挥出启动经济的效果。

　　生产过剩的结果是压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因此减税的确可以刺激企业增加生产，而问题在于，如果企业利润减幅过甚，国家财政又怎能补得了？新千年以来的十年，中国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2.9%，去年却只有2.8%，连前十年的零头都不到。今年前4个月该指标下降了1.6%，其中4月下降了2.2%。试想如果没有年均22.9%的利润增长率，又怎能引出过去十年年均23.8%的年均投资增长率？而财政又怎么可能给企业减出20%的利润空间？更何况财政是分配工具，不是生产工具，财政能减收的只能是企业自己创造的利润，若企业利润没有了，财政对企业也无利可让。今年5月份扣除临时因素后，税收只增长4%，其中企业所得税只增长0.3%，按这个趋势很快就会转入企业所得税负增长。

　　也有人说，在上次救市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次还可以让地方政府打先锋。应当承认，地方政府的确有极大的投资冲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还是传统体制的“软预算约束”。但是与上次相比，目前地方政府所处的情况也很不同，主要是负债能力的不同。上次地方政府在上项目中，通过运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用了很多银行贷款，尤其是发行地方债，负债总额也从3万亿元猛增到超过10万亿元。但是今、明、后三年是地方政府的还债高峰，从一些来自各地的报道看，今年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借新债、还旧债，能够扩张的投资空间因此受到限制。

　　所以综合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已经很难推出“新四万亿”了，即使推出了也不会有上次的效果。

　　虽然屡次提醒经济下行有些“逆耳”，但经济形势不好是客观趋势，人的认识与客观相符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最近曾听任志强说，“目前陷入困境的房企，都是前两年错判形势进行盲目扩张造成的”，在钢铁、建材、家电、汽车等许多领域都能听到这种说法。所以，还是要为经济继续下行做好准备，才能更主动些。如果从全球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5%，美、日、欧的经济肯定已经是严重负增长。展望未来十年，除了中国经济有能力从低谷中走出来，并凭借城市化和体制改革，重新恢复9%以上的高增长，而其他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金砖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都没有强劲的外需与内需能引领他们走出经济低谷。因此，还是要尽快转入根本性调整与改革的轨道，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真正触底反弹。（王建）